翻开历史的篇章，寻迹浩繁卷帙里的茶之正脉，就须“不畏浮云遮望眼”。探源寻真，道阻且长，但是，只要敢于像茶的杀青工艺那样，在火与热的洗礼中去芜存菁，求真存美，最终一定会拨云见日，行则将至。

一提到茶的起源，大家耳熟能详，都会记得：“神农尝百草，日遇七十二毒，得荼以解之。”并且言之凿凿地宣称，此语出自我国最早的中药著作《神农本草经》。可是，在我查阅了各种版本的《神农本草经》，包括我家祖传的两个线装版本之后，却没有找到一丝一毫关于茶的记载，这很令我意外与失落。

《神农本草经》作为中医四大经典著作之一，共收录了365味药，其中植物药252种，确实没有把茗茶囊括在内。在此书内，也没有寻觅到关于“茶解七十二毒”的只言片语。其中的委曲，也可能古时的版本曾经有记，在之后版本的不断编辑中亡佚了。但至少在今天，我们确实没能从中查到。看不到的莫须有，不能随意引用，更不可人云亦云。

清代孙星衍辑佚的《神农本草经》，只是在“苦菜”的注解中，罗列了“苦菜”可能是“茶”的猜测，并且在南朝陶弘景的注解里，仅说苦菜“疑此即是今茗”，他也不敢十分确定苦菜即是茶。清代以降，很多关于茶的著作，便把苦菜的功效，直接误以为是茶的功效。于是乎，“味苦，寒。主五脏邪气，厌谷，胃痹。久服，安心益气，聪察少卧，轻身、耐老。”便被张冠李戴，广泛引用，袭以成弊。明代李时珍著述的《本草纲目》，并没有把《神农本草经》中“苦菜”的功效强加于茶，便是有力的佐证之一。

我们再来看一下《神农本草经》的成书年代，据多位研究者认为，此书是集医药大成于先秦两汉之间，但从该书以阴阳五行指导药物配伍、阐明药性理论来看，此书应是汉代今文《尚书》学派流行以后的产物。从西汉的“心为土脏”改为“心为火脏”的认知飞跃，能够窥见《神农本草经》的真正成书时间，应是东汉光武帝以赤符受命、立火德为国运以后的事情了。清代姚际恒《古今伪书考》也认为：“汉志无《本草》，按《汉书·平帝纪》，诏天下举知方术本草者。书中有后汉郡县地名，以为东汉人作也。”

西汉（公元前59年）王褒《僮约》有“脍鱼炰鳖，烹茶尽具”、“牵犬贩鹅，武阳买茶”的记载。《僮约》讲的无论是“茶”，还是“荼”，至少说明，在公元前的西汉，已经有茶或荼存在了。而在东汉成书的《神农本草经》里，实在没有必要把“茶”类，在官方的重要典籍中称之为“苦菜”，这不符合历史的基本逻辑与时人的基本认知规律。

西汉《淮南子·修务训》写道：“神农尝百草之滋味，水泉之甘苦，令民知所避就，当此之时，一日而遇七十毒。”后文并没有“以茶解毒”的记载。而“《本草》则曰：神农尝百草，一日而遇七十毒，得茶以解之，今人服药不饮茶，恐解药也。”这段话的始作俑者，从文献上考证，最早见之于清初陈元龙的《格致镜原》。从以上两段近似的记载对比审视，陈元龙可能引用并衍伸了《淮南子》的内容。陈元龙所引用的《本草》典籍，究竟是哪一个版本的哪本医药著作，至少到今天，我们还不得而知。

如果说在遗失的《神农本草经》中，有关于“得荼而解毒”的确切记载，那么，唐代陆羽在《茶经·之事》一章中，不可能不去引用这一重要论断。鉴于此，他在《茶经·之饮》中只写道：“茶之为饮，发乎神农氏，闻于周鲁公。”陆羽在表述茶的功效时，也只引用了最早的《神农食经》的记载：“荼茗久服，令人有力，悦志。”可见，陆羽著书立说、修史治学，对文献的引用和取舍，是非常严谨缜密的。

陆羽《茶经》认为的，茶“发乎神农氏”，这一观点，我是赞同并认可的。在农耕刚刚萌芽的神农时代，古老而聪敏的先民们，在寻觅到的一切能够果腹的食物时，在比较试吃和遴选的过程中，偶然发现了茶的存在，期间，误吃有害植物或食物中毒的可能性，都非常之大。那究竟谁是真正的神农氏呢？

个人以为，一定是试吃在第一线，并随时可能付出生命代价的劳苦大众们。其后，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，总结出了丰富的食疗经验和心得体会，然后冠以神农或者更伟大的黄帝之名，意在溯源崇本，借以说明中国医药文化发祥之早之崇高。《淮南子》说得好：“世俗之人，多尊古而贱今，故为道者，必托之于神农、黄帝，而后能入说。”